追踪曾外祖父康有为的海外岁月

一段儿时的记忆

我诞生于新中国解放的曙光之中，自幼便在阿婆岑德静的呵护下成长。在我幼年的认知里，母亲提及过她的爷爷康有为，这位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家中留存的一些陈旧而珍贵的物品与他有所关联，然而我对此仅有一知半解。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曾带我几次造访虹口区一条老式里弄中的小阁楼。用上海话发音，那地方被称为“同和里”，我却根据谐音，天真地将之称为“狐狸洞”，自以为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个充斥着污秽的小空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个房间显得格外狭小，里面堆积着满是灰尘的书籍、字画以及老旧的家什，屋内光线晦暗，空气压抑。母亲进入房间后，便没有了我的立足之地，我只能站在门口静静等待。那屋内并无煤卫设施，地处偏远，母亲从未在此居住过。直到成年之后，我方知晓那座里弄的确切名字——同和里。依据相关研究资料，康有为在1913年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后，先是在北京、上海等地居住，最终迁往青岛。“同和里”阁楼间所存放的那些古物，其主人应当就是我的祖先康有为。

图 | 康有为

在那个年代，康有为并未成为家族间的热议话题。阿婆岑德静，自20世纪30年代初便与外公康同篯（1908-1961）解除婚约，此后便与康家后人断绝了往来。阿婆出身尊贵，乃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四女。岑春煊（1861-193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政治人物，文武双全，性格刚直勇猛。他力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倡导吸纳西方的现代文明，曾与戊戌变法中的诸多维新派人士频繁交往，并多次向大清王朝呈上变法建议书。维新运动失败后，康、岑二人在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分歧。岑春煊于1900年护送皇室西迁，此后成为晚清的重要大臣。阿婆天资聪颖，容貌出众，深受父亲宠爱，自幼便展现出反叛精神，拒绝裹足。她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擅长弹奏钢琴，精通流利英语，是那个时代难得一见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她与康有为之子康同篯结为连理，堪称门当户对。阿婆是在康有为1927年离世后才嫁入康家的，因此未曾见过公公。康家的家务事由康有为精明能干的第二任夫人梁随觉一手打理，母亲和阿婆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妈”。

阿婆与阿公育有二女一子，然而因家庭背景和政见存在分歧，加之性格的不相投合，他们在1934年选择了离婚。自那时起，阿公康同篯携其母梁随觉及幼子康保延远赴台湾定居。而阿婆则带着女儿康保庄——也就是我的母亲——以及康保娥留在了大陆。自那次别离，直至几十年后，他们才得以重逢。

图 | 康有为家人岑德静与康保庄

1987年，阿婆在香港与阔别数十年的儿子保延及儿媳田良玉重逢。自两岸交流开放以来，保延舅舅夫妇亦曾来上海姐姐家中短暂居住，与亲人欢聚一堂。阿婆年高德劭，性格谦逊。在“文革”时期，虽已退休在家，她却因故被召回原工作单位——化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每日，她身着褪色的蓝布褂，乘坐公交车前往工厂，清洗那无穷无尽的化工用瓶。昔日被娇生惯养的阿婆，如今成了洗瓶工，她却对此感到自豪，常常向人展示她的工作证，宣称自己已是一名工人。直至“文革”后期，因胃大出血多次，阿婆才得以不再参与洗瓶工作，身体也逐渐康复。作为历史名人岑春煊的后裔，电视台曾试图联系采访她，但阿婆以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了邀请。阿婆于2009年安详离世，享年98岁。

康有为家族后人遍布全球，而留驻国内的成员们，大多过着平凡而低调的生活，与世无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四叔康同凝——康有为三夫人何旃理之子——以及他的妻子庞莲，生前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编者注，还有庞莲的妹妹，人称大毛——这些人物曾共同居住在康定路的一条狭窄弄堂之中。他们中，大毛阿婆独自居住在二楼宽敞的正房，而四叔公与叔婆则挤在不足十平米的阁楼里。楼梯过道的板架上堆满了旧书、字卷、文稿等杂物，占据了楼梯本就狭窄的空间，使得老人们上下楼梯时必须侧身而行，颇为不便。日间，他们便聚集在大毛阿婆宽敞明亮的房间内。三位老人均已退休，膝下无子女，彼此依靠，共度余生。家中有一位忠诚的保姆照料他们的起居。即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因行事低调而幸免于批斗之苦。上世纪80年代，叔公康同凝离世后，叔婆庞莲将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悉数捐给了青岛康有为故居。作为交换，他们选择将青岛康有为墓园作为他们夫妇的安息之地，以此永久地陪伴着孤寂的父亲康有为。

六十年代初，母亲与妹妹保娥阿姨商议后，毅然决定将爷爷的遗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她们的慷慨捐赠包括康有为先生的《大同书》手稿、《政见书》和《戊戌奏稿》等珍贵手迹，以及诸多旧抄本、电报稿、信函、账簿、章程、电码、山水画轴、书籍、碑帖、画册和照片等。博物馆的捐赠清单上记录了数百件文物的编号。由此，“同和里”的小阁楼得以彻底清空，母亲亦放弃了那间小屋的所有权。这一捐赠行为，后来被证明是极具远见与时效性的。若非如此，在随后的“文革”期间，康有为的书籍字画必将成为“四旧”而遭焚毁，其他家什古董等遗物亦难逃被毁的命运，母亲本人也可能因收藏“四旧”而遭受不幸。

康有为的遗物于1961年8月与12月，以及1962年1月，先后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因而在“文革”动荡中得以保全无损。在上海博物馆宽敞的大厅正门大理石壁上，清晰可见捐赠者母亲与阿姨的题名。康有为遗物中的一部分，则由其母陆续捐献给青岛故居与南海博物馆。1997年，《康有为手书真迹》亦由其母，以及保延舅舅和保娥阿姨共同捐赠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电影开启寻踪之旅

我承袭了母亲的姓氏，康。往昔，我对祖先康有为的认知仅限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几个历史术语。尽管家中书架上堆满了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床下还藏有一本厚重的《大同书》，但鉴于缺乏古文基础，对历史亦无太多兴趣，我从未想过要深入研读。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时常在报纸或收音机中听闻批判康有为的消息，心中难免忧虑，生怕那名字某日会牵连到我与我家，因此我的内心之门始终紧闭，从未敢向他人提及先祖康有为。至上世纪80年代末，我赴美留学，后定居休斯敦，二十余年来，我始终保持着这份沉默。

一部电影彻底转变了我的视野。2013年3月，我的儿子告知我，美国休斯敦的RICE大学即将举办一场关于康有为先生的影片放映活动。沈康达自幼在美国生活，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近代史亦缺乏了解。在康有为这个名字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符号。然而，这个名字的分量非同小可，提及它便能引起共鸣，使他深觉这位先祖非同凡响。

在那个电影上映的日子，我与儿子一同走进了影院。陈耀成导演的香港历史纪录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给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影片生动地展现了康有为及其次女康同璧的形象，使其人物形象饱满且充满感染力。回顾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沦为清廷追捕的通缉要犯。在英国友人的协助下，他逃至香港，历经日本，开启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1899年7月，康有为携手华商，在维多利亚创建了维新派的政治组织——保皇会，并担任会长一职。保皇会迅速壮大，曾在海外产生显著的政治影响力。

图示：《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电影海报

身为康有为的晚辈，我对此部影片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时常留意儿子的反应，他同样全神贯注地观看着。尽管他对粤语一窍不通，但借助英语字幕，他仍能领会剧情的精髓。这部电影让他对先祖康有为有了初步的情感认知，尤其是当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康有为的画面出现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对这位先祖更是心生敬意。

电影放映落幕之后，我们顺道探访了RICE大学的FONDERN图书馆。在馆内的一面墙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幅康有为的真迹对联，这一发现让我们倍感惊讶。经过一番询问，我们得知这副对联乃该校的Richard Smith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访问我国期间，于北京一家古董店所得，其过程颇为曲折。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故事，Smith教授将这段经历撰写成文，并发表在报纸上，由此可见康有为在北美地区的广泛影响力。

图 | 2015年，康雪培（左）与谭精意合影于康有为纪念馆的门前

1894年，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了为期十年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翌年4月27日，美国国会作出决议，宣布所有过往的排华法案将永久生效。这一决定激起了1905年中国境内及海外华侨的强烈反美爱国情绪，引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当时身在洛杉矶的康有为，对祖国充满忧虑，他向保皇会发出了一封公开电报。美国各地的保皇会接获此电报后，激励华侨联名上书清廷，恳切请求政府不要与美国续签禁约，并号召国内民众及各地华侨共同抵制美货及该条约。6月15日，康有为亲自拜访罗斯福总统，面对面地要求美国废除限制和排斥华工的法律与条约，并力陈华人移民对美国社会的繁荣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再次接见了康有为。

康有为会晤美国总统报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两次接见康有为的事实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从影片里看到，令我深有感触。由于早期的地域限制和信息闭塞，康有为在海外的经历鲜见于之前国内康有为研究书籍。康有为的青岛故居、南海故居博物馆的陈展也都是以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出逃海外而匆匆结尾。国画大师吴昌硕曾给康有为制一方章，印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历四洲，历经三十一国，行程六十万里”，此印文精准地勾勒出康有为十六年流亡生涯的轮廓。然而，在这高度凝练的文字背后，必然蕴藏着无数故事，正是我渴望探寻的。

“维新百日，流亡十六载，足迹遍及三周大地，游历四洲，历经三十一国，行程六十万里。”

有幸的是，因为电影结识了陈耀成导演之后，相继认识了几位重要的北美学者。其中一位独立学者谭精意（Jane Leung Larson），她外祖父谭良（Tom Leung）曾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洛杉矶“保皇会”的创办人。谭精意对来自母亲方面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外祖父谭良与康有为的密切关系十分骄傲珍惜，促使了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康有为在北美和“保皇会”的研究工作。目前她正和几位北美著名学者Robert Worden博士、陈忠平教授、DeHart Hu Evelyn 教授联手著书《流亡海外的中国改革家：康有为与北美保皇会1899-1909》。这部著作的编写工作已近尾声，我相信，它的出版将填补国内学术界在康有为海外（尤其是北美地区）经历研究上的空白。

图示：位于Port Townsend的邮局海关大楼，1905年，康有为曾于此地完成美国之行。

恰逢其时，我有幸结识了分别居住于北京和温哥华的张启祯、张启礽两位学者。他们是著名学者张沧江教授的儿子。张沧江教授与康同璧女士情同手足，长期协助整理康有为先生的未发表遗著。1969年，康同璧女士仙逝之际，尚因冤案身陷囹圄的张沧江教授，受到了她的托付，将重要遗物交付于他。张沧江教授获释后，移居温哥华，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文稿的整理与研究之中。张沧江教授离世之后，启祯、启礽兄弟携手接续父亲未竟的事业。启礽先生所居的温哥华，正是“保皇会”的发祥地，这为他搜集史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2017年，张启祯、张启礽兄弟合力出版了《康有为在海外》一书，为康有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视野。

2018年8月，我去温哥华开会，正好有机会去看先祖在加拿大留下的印迹。在学者张启礽先生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在温哥华中国城的保皇会会馆旧址。会馆保存完好，现作它用，里面宽敞的会议室可容纳四五百人。大门一侧是很窄长的楼梯，楼梯墙上有块陶瓷挂牌，上书“剪发所”“洗身房”“大中华”等字样。张启礽先生告知，保皇会旧址原已经疮痍满目，那陶瓷挂牌的字已经很难辨认，是2017年由加拿大政府出资修复一新的。康有为曾号召华人洁身自好，持有仪表尊严。望着这块挂牌，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眼前：保皇会的会员们沿着狭窄的楼梯穿梭，他们或脏污不堪地上楼，或容光焕发地下楼，彰显着华人的尊严。

告别温哥华，我与友人一同抵达维多利亚，踏入了英属不列颠省议会大厦，这里曾是先辈们曾留下足迹的地方。当年，康有为先生的访问受到了省财政部长Carter Cotton先生的热情接待。当地报纸对这位尊贵的东方来宾的参观行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与报道。在美国，康有为先生游历多地，深入学习了美国的先进政治和教育体系，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以期在将来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 | 康同璧故居

自维多利亚启程，返美途中，我们特意绕行至Port Townsend，追寻先祖百多年前留下的足迹。1905年2月11日，康有为先生从温哥华穿越美加边境踏入美国，随后在Port Townsend的海关完成了通关手续。康同璧女士则是在1903年8月，搭乘渡轮从维多利亚抵达Port Townsend，并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美国之旅。当时，那座海关大楼尚是一栋崭新的建筑。时至今日，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这栋古老建筑依旧保存完好，一楼的邮局依旧照常营业。随着船只往来和移民数量的增加，海关部分已于1913年迁移至西雅图市。

图 | 康有为故居博物馆

世纪纪念

1913年岁末，康有为重返心驰神往的祖国。归国后，他热心投身于民国初期共和体制的建设，挥毫泼墨撰写了长达六万言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将其发表于他独立创办并担任唯一撰稿人的《不忍》杂志。遗憾的是，历史的变迁逐渐淡化了其共和立宪的建言及其影响力，他所拟定的草案最终化为泡影。然而，诸多后续的历史事件——诸如因立宪失败引发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列强侵略——无不印证了康有为早年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和准确预测。至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庆祝康有为七十寿辰，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率领各部门要员前往祝寿，并亲笔题写了十二屏字幅，以诗文赞颂康有为波澜壮阔的一生。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康有为先祖如今安眠于青岛那片郁郁葱葱的青山之中，然而，他的传奇故事却并未落幕。南海与青岛两地均设有康有为故居博物馆，成为人们瞻仰与学习的圣地。在其故乡广东佛山南海，一座耗资2.5亿、历时五年于2018年竣工的“康园”——康有为博物馆，对原故居进行了全面改造与升级。该馆的陈列以康有为的生平事迹为主线，全面展现了他的一生，包括他在海外的岁月，以及他与次女康同璧的经历，充分表彰了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勇于开拓的改革精神。我相信，随着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康园”必将崛起成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新标杆，康有为的名字也将永载史册。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论：未来撰写新中国史者，无不将戊戌变法列为开篇之章。先辈康有为，乃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对他的评价与理解，必须全面审视其一生、其思想体系、其救国成就，以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外学术界正致力于此，并已收获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